＜永和四海豆漿＞永和豆漿跟四海豆漿有關係嗎? 20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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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和豆漿跟四海豆漿有關係嗎?永和豆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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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常常看到比鄰而開~所以想說是不是有淵源...

答案：根據豆漿店發跡傳奇這兩間豆漿店有一點點的關係，但也沒多少關係！

豆漿店發跡傳奇看見客家奮鬥史　前言︰在台北市，每十家豆漿店中，大約就有八家是客家人所開設；現代社會中，當各行業的從業人員與其族群特徵並無明顯關聯之際，這種「專殊行業族群化」現象，不但罕見，也相當耐人尋味。

　不只如此，而且店家老闆還大多數來自苗栗縣西湖鄉，自民國五十年代開始，起源於西湖鄉的「豆漿移民潮」，至今仍然持續往各都會區移動中；而這批島內的「第三波客家移民」提及源頭時，都說是「阿彩伯」邱豐彩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邱豐彩打響永和豆漿名氣記者薛雲峰╱專題報導　眾所皆知，「豆漿店」的濫觴是國民政府遷台之後，由外省老兵引進台灣的小吃，但讓豆漿店出名的是台北縣永和市中正橋頭旁的老豆漿店；這也是目前多數豆漿店，沿用「永和豆漿」作為店名的主因。

　不過，中正橋頭的豆漿店全盛時期雖有六、七家，但目前僅剩兩家，且其中一家的開業時間僅約十年；換句話說，外省第二代或第三代中，目前從事這項行業的人並不多。

　但最後為什麼會由多數客家人「繼承」這項行業呢？經記者依訪談紀錄追蹤，源頭大多指向「阿彩伯」邱豐彩。

　阿彩伯曾在兩蔣威權時代，十餘次應邀替總統府的國宴，製作燒餅油條等外省特色小吃；但他卻是不折不扣的客家人，數十年來，直接或間接由他訓練過的「豆漿子弟兵」，遠超過兩千人以上。

　由於阿彩伯傳承手藝時不曾保留一手，因此，消費者在全台甚至全球各地，吃到的永和豆漿及糕點的口味，幾乎與麥當勞的規格化要求，一樣的精準。

　在台北市金山南路開「四海豆漿」的李美珠和在台北市民族西路開「永和豆漿」的劉玉琴，一說起阿彩伯，都像背家譜一樣的大談自己和他的親族關係。

　以李美珠為例，她說她的外婆和阿彩伯的媽媽是姐妹，但她是向堂兄學來的手藝，他的堂兄則是向阿彩伯的哥哥的女婿學，阿彩伯的哥哥的女婿當然是向阿彩伯的哥哥學，阿彩伯的哥哥邱豐煥自然就是從弟弟那兒學來的手藝。

　照這樣算來，五十六年次的李美珠已是阿彩伯的第四代弟子；李美珠說，就她所知，光她在西湖國中的前後期同學中，至少就有一百多人曾到台北學做豆漿、燒餅油條。

　全盛時期的阿彩伯，曾經同時在台北縣市擁有八家豆漿店，手下邊學邊做的員工，同時就有兩、三百人；但這些員工的流動性都很大，因為，這門手藝不難學，學會的人也都迫不及待要趕快開店當老闆。

劉玉琴說，只要師傅肯教，再笨的學徒，半年也學得會。

　其實，廿九年次的阿彩伯並不算老，虛歲算來不過六十出頭；但從民國四十九年，他因緣際會到台北縣永和學做豆漿至今，少說也有四十幾年了。

幾十年來，阿彩伯儘管心繫西湖「原鄉」，但似乎仍擺脫不了客家人「他鄉變故鄉」的宿命。

　民國四十九年的西湖鄉，短短的一年內才剛剛經歷過「八七水災」、「八一水災」、「雪莉颱風」和名氣響到現在的「葛樂禮颱風」。

不過，就算沒有這些天災，苗栗縣西湖鄉也不算是個好過活的地方。

　阿彩伯國小畢業後，除了幫忙家裡的農事之外，也只能以自家產的竹子，編些竹篾籠賣給果菜商，幫忙貼補家用。

　阿彩伯受訪時說，當時的西湖鄉完全沒有任何工作機會，他家雖然有祖傳的兩甲旱田，但家裡有九個兄弟姐妹，食指浩繁，旱地看天田實在難以餬口；所以，他父親也就另外向官方租了五分地的水田耕作，維持生計。

他自己則是勤編竹篾籠編到小有名氣，每逢蔬果旺季又是竹子盛產時，他每天還可以掙個十幾廿塊錢的收入，比起當時工廠作業員每天五元的薪水，他算是不錯了。

不過，編竹蔑的工作並不穩定，而且，他的收入都是連工帶料的算，未必划得來。

　廿歲那年，阿彩伯毅然決然到台北永和投靠一位遠房表姑，目的是伺機找工作。

他的表姑丈則是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山東人，一次偶然的機會裡，他的表姑丈便把他介紹到永和中正橋頭，當時惟一的一家豆漿店當學徒。

　據阿彩伯表示，這家叫做「東海」的豆漿店總共有七個股東，其中，最大股的「掌櫃」，便是他表姑丈的山東同鄉徐萬剛；徐萬剛來台後因未再續弦，見到他既質樸又憨厚的模樣，便滿心歡喜的將他視如己出。

　阿彩伯回憶，當時他還學不到兩個月的豆漿手藝，「大掌櫃」徐萬剛便向其他股東提議要讓他入股，更幫他代墊了兩千元的股金。

他說，當時的兩千元真是非同小可；受如此知遇，真是始料未及的幸運。

　依阿彩伯的說法，「東海豆漿店」因為生意太好，沒多久就導致股東鬧意見，最後便拆夥成兩家店，雙方就隔著現今橋頭永和路的兩對面開店競爭，兩邊也都講好不能再沿用「東海」的名號，於是這兩家店就分別取名叫做「世界豆漿店」和「四海豆漿店」。

　阿彩伯說，兩家惡性削價競爭的結果，使他不得不另尋適當的地點營業。

不過也有人說，當時豆漿店做的是早餐生意，「世界」因位在永和出台北市的一側，所以早上上班的人潮較多；反觀，「四海」的位置則在下班人潮較多的一側；依當時的消費習慣，沒什麼人在即將吃晚飯的時候，還會停下來買套燒餅油條。

今日，豆漿店常隨著人潮或地點遷移的情況，似乎是其來有自。

　但無論如何，阿彩伯在民國五十六年間向經濟部登記「四海」商標權後，直到現在，他都未曾向任何徒子徒孫收過「權利金」，這也就是「四海」能遍佈四海的原因之一。

　至於「永和豆漿」一詞，阿彩伯說，他哥哥邱豐煥帶出來的子弟兵多喜歡用「永和豆漿」做招牌，久而久之也就自成一個系統。

不過有些人也喜歡混用，比如說把招牌寫成「永和四海豆漿」，或再加個所在地名，像「永和四海豆漿民生店」之類。

關於所有的這些名稱，阿彩伯說，無所謂，高興就好。

　「當年很清苦賺錢立刻修老家」　阿彩伯指出，民國四、五十年代的苗栗鄉間難以謀生，鄉下的生活很清苦，年輕人沒有什麼工作機會。

當時，他做豆漿店生意，每個月少說有一萬元以上的收入，大約是當時公教人員薪水的十幾廿倍以上。

　賺了錢以後，他馬上回家鄉把老家重修得漂漂亮亮，不但供弟弟唸書讀大學，還把官有的五分水田地買下當祖產；這在當時的鄉下，簡直讓鄉親們羡慕到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　阿彩伯說，他因為有過徐萬剛的知遇之恩，加上他的生意好，常常欠人手，所以，他也就儘可能的號召家鄉年輕人到他店裡打工；甚至在數次村民大會上，他還公開上台廣邀年輕人到台北打天下。

　他說，學做豆漿、燒餅、油條，並不是什麼難事，難的是要忠於原味且隨時要有創新的作法；比如說，早期的「東海」只賣豆漿、燒餅、油條和飯糰；但到了「四海」，他便不時再向其他的糕餅業者學做餡餅、蔥油餅、芝麻酥餅、蛋餅、千層糕、小籠包或肉包等，這也是他曾十幾次應邀替總統府製作國宴點心的主因。

　此外，為因應都會區消費者的飲食改變，如今大多數的豆漿店，也都是從晚間營業到翌日早晨，以消夜生意為主，早餐為輔。

邱豐彩說，很多人學會之後，就迫不及待的另起爐灶開店作老闆；他估計，曾經直接到他店裡學手藝的門徒大約就有近千人，再依此「繁衍」的徒子徒孫，少說兩、三千人。

　當然，其中不單只有苗栗縣西湖鄉的客家人，西湖鄉鄰近的銅鑼鄉、公館鄉、苗栗市、後龍鎮，甚至新竹縣或桃園縣的客家鄉親或者部份台北市的福佬子弟，早期也都會透過「親族關係」找他或他的門徒學手藝。

　如今，阿彩伯頗為自豪地說，不止是台北市，全台各地或對岸的大都會區，甚至是美、加地區的華埠「永和四海豆漿店」，幾乎大多數都和他有些淵源；不少人要移民之前，甚至還特別前來央求他「急訓」數個月，以防異鄉禍福難料，至少還有一技在身。

邱豐彩移居台北都會區，進而把豆漿店「客家化」的故事，其實很真實的反映了客家族群的「移民性格」。

　但驅使移民的動力，卻是客家族群長期所處的環境使然；換言之，客家族群從來沒有人把流浪當樂趣，「以客為家」正是客家人長期處於政、經弱勢，不得不然的見證。

　號召鄉親打拚客族「移民」特性　「客稱庄主曰頭家，頭家始藉其力以墾土地，招而來之，漸乃引類呼朋，連千累百，飢來飽去……」。

　依清康熙五十五年(一七一六)編纂的「諸羅縣志」記載，客家先民到外地工作，其實並不是以「客居他鄉」為目的；而是「飢來飽去」的，總想賺錢攢回故鄉。

　這段記載也是深刻描述了客家人「引類呼朋，連千累百」的傳統鄉情，福佬話叫做「呷好道相報」，但客家人不止是「道相報」，還不吝惜的傾囊傳授活下去的秘訣。

　豆漿店的「客家化」，正是基於這種情誼　從台灣客家人的移民史看來，客家人的「原鄉」大致上有前、後兩層指涉：前清時期的「原鄉」，大約指的是位於贛南、閩西、粵東三角地帶的客家人「故鄉」；另一意義的「原鄉」，則是指日治初期的島內二次移民，從此以後，客家人便把桃竹苗地區、中部山區或南台灣六堆地區視作「故鄉」。

　比如說，花蓮鳳林客家人或多數豆漿店的老闆，可能會說自己是來自新竹或苗栗，決不會說是來自廣東梅縣或福建汀州。

　但不管是前清的「原鄉」還是島內的「原鄉」，客家人生存的地區，除了靠山之外還是靠山，生存條件差，是不爭的事實。

幾百年來，儘管時空環境不斷在變化，但彷彿客家人仍難以改變「他鄉變故鄉」的宿命；比如說，賺了錢的豆漿店老闆，頂多是拿錢回鄉修葺老宅或供養爹娘，一旦走出山區，實在很難再回頭。

　探討客家移民的文獻中，早期就有一些相當深刻的陳述，比如余文儀的「續修台灣府志」，即把客家移民比喻成候鳥，說是「春時往耕，秋成回籍，隻身去來，習以為常」，意即前清時期的客家人儘管多以偷渡方式到台灣，但仍經常往返於工作地與原鄉之間；「稍有贏餘，則復其邦族矣」，意思是說，若有賺到錢，都會想要回家鄉榮耀一番。

至於客家人的移民原因，不外就與客家人傳統居住的地理環境有關，如「大埔縣志」所描述：「山多田少，樹藝無方，土地所出，不給食……離鄉井，背父母，以蘄補救」。

　前清時期，來自中國閩、粵地區的移墾先民，其實在「原鄉」的日子都不好過，才會甘願冒著「六死、三留、一回頭」的風險，強渡黑水溝來台。

　不過，一般認為客家移民遠少於漳泉人士的原因，與清初施琅定台之後，清廷頒布的三條渡海禁令有關；其中，第三條明白宣告：「粵地屢為海盜淵藪，以積習未脫，禁其民渡台。

」據信，這也是日後客家族群在台長期處於政、經弱勢的原因之一。

　因此，前清時期的客家族群，除了南台灣的六堆地區因成功的組成「自衛隊」，固守了家園之外；北部及中部的客家人，要不是被「福佬化」，就是仍持續而緩慢的向丘陵台地移動，但目的是要「定庄」營生，並不是為了繼續「流浪」。

　清領末期，台灣的客家聚落分佈已相當明顯，但多數客家人的營生條件仍不理想；因此日治初期，當日本人引進初級工業並相繼完成縱貫鐵路及東部鐵路後，不少客家人便開始搭著火車展開大規模的島內移民，目的地是全台各地的農場、林場、糖場和北、高兩大都會區；這就是移民史上所稱的「島內二次移民」。

　「四海豆漿」的濫觴與發展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其實與前兩波的客家移民潮，有著相類似的情境背景；例如邱豐彩的西湖老家，四面環山，謀生不易；當他外出打拚且「稍有贏餘」之際，即榮歸故里、重葺祖宅；進而「引類呼朋，連千累百」，號召鄉親一起到台北打天下。

其動機與過程，實與客家先民的遷徙經驗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

不過，現代的客家都會移民，至少在形成共同生活圈方面，並沒有前清的唐山移民或日治時期的二次移民，要來得幸運。

　沒有形成共同聚落且族群人數遠少於主流人口時，不管是風俗習慣或是語言文化，都容易被「異化」。

這種現象過去在雲、嘉地區的「福佬客」身上已有顯例；如果在都會區裡，不是被「同化」，就是變成「隱性族群」。

　以台北市為例，據學者估計，二百六十多萬北市人口中，約有八％的客家人，總數在廿五萬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