＜水岸空間＞河岸「自然」的都市化與資產化：水岸仍是多重價值的爭戰之地 2024

水岸空間 06.興達港水岸空間景觀設計,一、水岸空間的規劃在都市發展與城市風格形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,台北水岸的可能性-今周刊,台南市水岸地區土地利用與親水空間之研究,延伸藍帶水岸空間柳川接續啟動三民西路至忠明南路段,水岸活動、需求與空間之探討－以南部都市河岸為例,水岸特色-新北水漾,水岸空間Archives|眼底城事,河岸「自然」的都市化與資產化：水岸仍是多重價值的爭戰之地,浯江溪中游－水岸商貿圈景觀設計,都市水岸空間規劃-以基隆田寮河水岸空間為例

文：王志弘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）

1990年代晚期以來，台灣主要城市紛紛致力於水岸再開發。過去因為防洪築堤而地處邊緣的水岸，逐漸轉變為具有遊憩、觀光、生態保育等功能的城市休憩的新核心。髒污、惡臭、偏僻的河岸，經過截流淨化、景觀美化，設置運動設施、步道、自行車道與講求造型的人行橋梁、水鳥與紅樹林保育區，以及具備污水處理功效的人工濕地，創造出大量線型開放空間。水岸再造不僅提升城市意象，服膺永續發展潮流，還掀起標榜水岸景觀的高價住宅興建熱潮。

然而，誠如民主體制中形式平等的公民資格，資本主義下的人群差異處境曖昧並存，看似包容而免費近用的堤外公共水岸發展，也有一段排除特定人群與事物的歷史。水岸利用和景觀重塑的過程，不僅透露都市治理模式的轉變，顯示國家與市民社會各種不同力量的協商角力，也反映人水關係的變遷。

河濱綠地同市區公園一樣，有許多禁止事項，如不得拋棄垃圾、游泳、捕魚、曬衣、擅自種植蔬果花木、擺放桌椅、塗鴉、攜帶未適當防護的牲畜、販售物品、賭博、妨害風化、毀損設施，以及擅自營火野炊、燃放鞭炮等。不過，露營、烤肉、燃放煙火及釣魚等活動，官方另外規定了開放場地與時段，甚至設置了幾處塗鴉專區。無論民眾是否遵從，這些規定不僅彰顯公共空間充斥著規訓，更透露了特定使用方式，也就是都市中產白領生活風格逐漸佔了上風。

1990年代以前，台北市尚未以自行車道串接，零星分布的社區型河濱公園，多為周邊居民的私房去處，布置著攤棚桌椅。不同於晚近強調視覺效果的高聳鋼骨斜張橋底，幾乎是一片空曠，傳統鋼筋混凝土橋樑下方，往往是民眾跳舞、運動、下棋、擺攤的處所。滿眼翠綠的草地及蜿蜒其間的單車道，過去除了堆置廢土雜物，更是連綿的菜園與簡易農舍，撐持起家戶生計。為了疏導洪氾而闢建的二重疏洪道內，1980年代一度以飆車、夜市及萬善同大家樂明牌聞名，現在則是官方口中嘗試媲美紐約中央公園的大台北都會公園（王志弘、林純秀，2013）。

更早的1960至1970年代，淡水河系各溪流堤防尚未全面築造或改善加高以前，河岸可能遍布竹林、豬舍、菜園和屋舍，水濱是洗衣與取水處；兒童在尚未疏濬深挖的淺灘戲水（而非只能遠觀、不能近水的視覺化親水），追逐青蛙、蜻蜓和螢火蟲，這些景象在水岸轉型中，幾乎消失殆盡。都市水岸的變貌不僅被納入空間治理規範，也是社會發展、生活方式與人水關係重塑的歷程。河岸「自然」治理的演變，範定了水濱活動的可能型態與樣貌（圖1）。

圖1：由上而下，分別是1960年代尚未築堤前的典型水岸地景；1980年代高堤阻隔、高架橋與快速道路橫亙的河濱；以及晚近遊憩與保育導向的理想景觀（蕭瑋珊繪製）。

以台北都會區淡水河系為例，我們可以概述河岸自然治理邏輯遞變，體現為水岸都市化與資產化的過程。

首先，清領漢人拓墾至日治初期，基於商業化農墾需求而設的水岸渡口、灌溉渠道與取水口，以及簡易護堤，構成農耕社會的河岸地景；這時候的水岸是順勢而為的利用下，人水親近的生活場所，也是氾濫成災的威脅源頭。

其次，日治中期至戰後1980年代，隨著城市擴張，現代技術主導的堤防、自來水設施、發電廠、水壩、抽水站與排水溝渠等，以及沿河岸建立的高架公路，構成都市化的水岸；但是，挾著人定勝天信念而控制河岸的同時，也將它塑造為人水疏離的邊緣恐懼地景。

最後，1980年代晚期以降，結合景觀設計和環境主義論述，逐漸展開了水岸的遊憩化與保育化；在以土地開發引導都市發展的再生政策下，水岸成為激勵觀光與房地產開發的綠色景觀。先前因都市化而擠向邊緣的水岸，被賦予遊憩化、保育化與景觀化的三重資產價值（圖2）。

圖2：河岸治理轉型、水岸意義轉變與吸納／排除效果（資料來源：王志弘、黃若慈、李涵茹，2014）

不過，河流和水岸變遷並非純真的自然遭受人類社會破壞，晚近才得以復育的興衰故事。相反，自然與人類相互構成，人類的利用厚生改變自然樣貌與意義，但自然的水流氾濫、沖積和動植物特性，也在各種人類行動與意圖下，發揮了一定引導作用。

例如2004年，一位兒童在五股溼地發現世界自然保育聯盟（IUCN）歸類為近危物種的「四斑細蟌」，全球僅在台灣、日本及香港少數地點分佈（荒野保護協會，2010）。在保育理念盛行，人類日益關注罕見生物的情形下，原本受開發汙染威脅的五股溼地於焉更獲重視，納入國家級重要濕地名單。

上述三個水岸治理階段，多少體現了依序開展的三種國家與社會關係。國家的性質，從消極治理的帝國邊省政府，轉變為日本殖民和國民黨威權主義下的強勢國家，以迄1980年代晚期之後多元彈性治理的協商式國家。

農墾社會中，清帝國邊陲治理的粗疏消極，恰與地方社會中，紳商地主積極投入水利建設形成對比；移民集結勞力、資金開鑿埤塘水渠，解決灌溉難題以推進農業，官府僅核可公告和頒發牌照。日治時期到戰後1980年代，總督府殖民體制和國民政府威權政體下的技術官僚，凌駕於退縮順服的民間社會，國家通過強勢作為，徵用水利資源、控制洪氾，社會大致只能消極配合，接受沿岸房舍拆遷等安排，但偶見因拆遷補償而引發的爭議。1980年代隨著環境意識高漲及河岸遊憩化，國家更以環保與美化的正當名義，陸續清除了砂石場、養豬戶和其他違法活動。